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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勉勵成功大學歷史系的學弟妹
2015-05-18 12:02
我是成功大學歷史系第四屆系友，1976年畢業迄今將近四十年。5月20日有幸獲得歷史系系友會邀請，返校在其「職涯講座」演講。我先報告自己的「職業生涯」，然後對同學提出一些建議，勉勵同學當個知識份子。
我如果真有「職業生涯」的話，那麼我的「職業」就是實踐我對於國家社會的使命感；我的「生涯」坎坷不平，但是永遠持續往前邁進。我的使命感原本平均分佈在政治與學術上，後來完全集中在學術上，頂多偶爾發表幾篇政論。
一.我的職業生涯報告
如果有人問同學：「當台灣處於最黑暗的戒嚴時期，歷史系學長有沒有人奮不顧身投入民主運動？」你們可以很驕傲回答：「有，那就是蔡百銓！」我符合孟子所稱「大丈夫」的三個要件。他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窮（原文為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
我畢業後，1977年就讀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同時投入黨外運動，挑戰戒嚴體制。調查局幹員到學校找我，教育部下令把我開除學籍。威武不能屈，這段短暫經歷大為提升我的生命層次，使我成為民主鬥士（democratic fighter），與曼德拉同樣身份，令我深感自豪。如非我們打破戒嚴，今天同學可能享有言論自由嗎？可能談論本土關懷、成立台灣文學系所嗎？
1982年我退伍時，只要寫一封自白書（悔過書），透過老師轉交王昇將軍，我就可以到台大歷史系任教、到外交部任職。兩份專職工作、兩份薪水。但是富貴不能淫，我不寫。
很不幸，公元2000年政權移轉，我卻遭到民進黨某派系流氓頭目鬥爭。[1] 我把整個青春歲月奉獻給黨外/民進黨，這種鬥爭等於把我長期累積的資產全部砸毀。我只好重建自己的生命，逐漸集中心力於學術研究上。翻譯與寫書整體衡量乃是虧本工作，但是我甘之如飴，貧窮不能移。
翻譯與著作
胡適曾說：「與其在課堂上誤人子弟，不如翻譯一本世界名著貢獻大」。在學術研究方面，我翻譯一大堆學術著作，大大小小總共四十多本出版，開闢或增強國內忽視的一些研究領域，例如非洲史與中東史、太平洋史等，拉丁美洲史教科書則因故而不克出版。甚麼地方空白，我就前往那個地方耕耘。我習慣修潤授課講義，擴大成書出版。
所羅門王曾經說過一句話，於吾心頗有戚戚焉。他說：「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舊約聖經傳道書12:12）而最令我感到安慰的，莫過於常在不同場合，受到陌生讀者讚美。曾有一位年輕講師更對我說：「蔡老師，我是閱讀你翻譯的書長大的。」
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11:35）。我曾在國外購買一大堆英文書籍，卻沒有機會開授相關科目好好善加利用。就在四月間，我把這些書籍與其他資料614冊/件，捐給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我放棄不切實際的授課幻想，清心寡慾，反而活得更為洽意。
二.驅策力：學術好奇心、外交使命感
研究學問必須同時兼具兩個要素：好奇心、使命感。具有好奇心，才會激發一窺究竟的念頭；懷有使命感，才能持之以恆。
學術好奇心
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的歷史文化。學校未開授相關科目，反而令我深感好奇。一般世界史教科書大都基於歐洲中心史觀（Euro-centrism），把第三世界當作等待歐洲列強征服的落後對象。但是我高中時有幸拜讀威爾斯（H. G. Wells）《世界史綱》（Outline of World History）。該書平等重視世界各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把第三世界文化與歐洲文化一視同仁。這埋下我日後研究第三世界的伏筆。
外交使命感
使命感來自我對於台灣外交困境的沮喪。1967年高一時我就曾以自選題目，參加救國團徵文比賽第二名。當時許多非洲國家陸續與我國斷交，我撰文抨擊我國敵來我走外交政策。退伍後，我靠著翻譯學術著作，研究世界各地區與國家，希望來日得有機會與各國逐一恢復邦交。埋首翻譯與研究二十年上下，日以繼夜，累壞身體。驀然回首，才警覺我國想要突破外交圍堵實非易事，但是我畢竟留下一些翻譯的學術書籍。
高中時代是我思想狂飆期。除了關懷外交與閱讀威爾斯《世界史綱》而對全球歷史產生興趣之外，我也同時關懷憲法與教育。[2]高中時代關懷的這些領域，影響我直到如今。
我的生命平凡無奇，但是如前所述，卻符合孟子「大丈夫」三個要件。如今我仍然埋首寫書，安貧樂道。孟子說「貧賤不能移」，但是貧窮不是貧賤。在台灣人追求福祿壽的人生觀裡，貧就是賤。但是我追求理想而不追求名利，十分高貴而絕非低賤。耶穌卅三歲死在十字架上，從台灣福祿壽人生觀衡量，貧賤短命凶死。但是根據美國皮屋研究中心估計，2010年全球有31％人口是基督徒。[3]
三. 台灣學、全球學
台灣人對於外國歷史文化，特別是第三世界，似乎沒有多大研究興趣。早在1921年蔣渭水發表《臨床講義》，就已診斷台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腦兒」。他未解釋這種描述意為何指。推敲其意，應該兼具兩層意涵：台灣對於世界文化沒啥貢獻，也沒啥研究。將近一百年後，台灣似乎仍然如此。
去年八月王振寰教授感嘆「我們對於不同歷史和文明的漠視，造成了短視近利，缺乏寬廣和長遠的視野。表現在現今的危機就是，我們的教育對西洋文化之外的其他地區的文明，缺乏相關的人才培育規畫。」其實我們對於西方文化又研究出甚麼名堂？
我想起四十年前就讀成大歷史系時，曾經請教系主任，為甚麼系裡沒開授非洲史與中東史、拉丁美洲史、印度史、太平洋史等科目？如今在國內各大學歷史系，這個問題仍然普遍存在。2008年中部某大學歷史系招募非洲史與中東史、拉丁美洲史老師，但是條件必須擁有博士學位，至今仍然等沒人。請問為甚麼一定要博士學位？
更可悲的是，正當國際社會邁入「全球化」不歸路時，台灣人卻自艾自憐而陷入「本土化」泥沼。本土化與全球化宛如鳥之雙翼，不可偏廢。雙翼齊振，才能鵬程萬里。但是台灣卻忽視全球化。日前鄭正煜（教育台灣化聯盟社社長）病逝，蔡英文承諾推動「教育台灣化、台灣學教育」。但是誰來推動「教育全球化、全球學教育」？片面強調本土化，台灣恐將淪於村落化（parochialization），與全球化趨勢背道而馳。[4]
台灣不研究全球，如何走入國際社會？比如說，台灣不好好研究伊斯蘭文化，如何擴大穆斯林市場與商機？何況台灣研究必須配合全球研究，否則必將陷入瓶頸。舉例說明。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統治北台灣，他們來自菲律賓，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又來自哪裡？如果不配合拉丁美洲史研究，這個問題找不到答案。研究台灣史豈可劃地自限、孤芳自賞？相對的，研究拉丁美洲史者如果心中沒有台灣史，也不會警覺這個插曲。
研究歷史應有宏觀視野，否則容易出差錯。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杜正勝主動寫信向我推銷同心圓史觀（台灣史、亞洲史、世界史）。我回函建議以中國史取代亞洲史，因為西亞史與南亞史、東南亞史、東亞史各自發展，合為一冊亞洲史並無意義。
杜正勝接受我的意見，卻說是中部某大學周教授提議的。接著他把中國史縮短為中國古代史，只想寫到元朝末年。我在蘋果日報發表「中國史不可以腰斬」，指出唐山過台灣始於明朝，中國史豈可寫到元朝末年而不談這段渡海故事。他總算從善如流。[5]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唯有擴大國際視野與胸襟，才可能成為海洋國家。海洋國家特色是海納百川、故成其大，冒險犯難、積極進取，以四海為家。海島國家特色是孤芳自賞、自艾自憐，自我催眠、自得其樂，追求小確幸。
四.為甚麼研究歷史？
就讀歷史系可以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有助於就業。但是大學旨在研究理論，不是職業訓練所。除了就業之外，應該還有更高的精神層次。為甚麼要讀歷史？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境界層次太高，但是既然來到歷史系，總要好好提升自己。
國內大學成立歷史系目的何在？成大歷史系網站說明：學士班教學除了歷史研究之外，還要「培養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強調在地關懷，因為過去的教育確實是去台灣化。「在地關懷」或可擴大為「在地及全球關懷」。我們不但要關懷本土，也應該擴大胸襟，關懷全球與全人類。何況既然追求「全球視野」，就應該「全球關懷」。
國內大學成立文學院目的何在？成大文學院網站只說明設有幾個系所與研究中心，看不到成立文學院的宗旨。再問成功大學的創校宗旨是甚麼？成功大學的精神是甚麼？我只知道成大校訓是「窮理致知」。成大前身是工學院，「窮理致知」適合作為理工學院校訓，人文學院應有不盡相同的境界。《大學》標榜的意境可供我們參考：「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顛撲不破的崇高理想。
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
研究學問必須同時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否則任何學問必然都是沒有生氣的。舉例言之。我研究法國史，法國史干台灣何事？但是我平時關心台灣政治，從法國史獲得一些。例如我翻譯《變調的馬賽曲》，體認法國大革命太激烈反而帶來反效果。我翻譯《法國史》，從法國五次共和制憲經驗得到靈感，提出台灣制定第二共和憲法的主張。我了解戴高樂制定第五共和憲法的歷史背景，因而反對雙首長制憲法。[6] 如果我不關心國內政治，研究外國史絕對不會從外國經驗獲得歷史教訓。
做學問必須具有批判性，才能帶動社會進步。1988年英國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指出：教育應該鼓勵學子「質疑與檢驗普遍沿襲的智慧，提出不受歡迎的見解，或者顛覆既有理論的革命性想法。」在台灣，這卻是禁忌。我正在整理《廟簷下的沉思：台灣民俗宗教的傳承與前瞻》，此書就具有溫和批判性與前瞻性。
此外，外國歷史研究必須本土化，提出台灣觀點，才能增富人類歷史研究。如果一昧橫向移植、食洋不化，台灣學術必然淪為外國殖民地。我翻譯《大洋洲史》與《太平洋文化史》引入外國觀點，拙著《南島民族與國家：台灣篇‧太平洋篇》就從台灣角度出發。我正在整理《亞伯拉罕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針對台灣缺乏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學生撰寫。台灣基督徒不到總人口5％。
五.給歷史系同學一些建議
1. 加強通識教育
教育部規定通識教育只要八個學分，同學可以多選些通識科目充實自己。美國有的大學前兩年不分系，只讀通識科目。有的大學大一就分系，但是在120個畢業學分中，78個學分要求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把基礎知識底盤擴大。胡適說：「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金字塔地基博大，才能高聳入雲。
為了避免研究古代歷史而食古不化，歷史系學生應該多選修現代社會學科，接受現代思潮洗禮，例如政治學與社會學、經濟學、人權研究等，以彌補人文學科的局限。例如有人就以環境惡化解釋古文明消失的原因，而我研究人權就從人權角度批判民俗宗教。我也建議同學選修一些藝術與美學方面的科目，提高自己藝術品味，豐富自己的生活。例如選修歌劇或芭蕾舞賞析，可能一輩子都會是業餘愛好者。
知識領域狹隘，絕對不可能成為大師。而大師渾然天成，外人無從培養起，同學必須自我期許、自我鞭策。今天台灣的大學擁有很多大樓與博士，就是缺乏大師。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謂也。」
2. 一定要選修哲學概論（或理則學）
有些台灣人缺乏思考方法訓練，大腦一團漿糊。思路清晰，才可能探討問題。[7]
3. 參加校內社團或校外非政府組織
關心國際現勢與國內政治與社會議題，同時要有自己的判斷力。除非具有特殊因緣與從政興趣，最好不要加入政黨，不要浪費生命陪政客玩。可以參加學校社團或是校外從事專業議題的非官方組織，例如爭取婦女權利、從事環境保護的團體。可以參加基督教英文查經班；如有興趣，不妨到台南神學院或佛學院選修一門課。
4. 自勉成為知識份子
在學校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任職，只能算是個學者（scholar, academician）。進一步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才有資格稱為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基本知識與獨立人格、開放心靈，對於國家社會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士。同學除了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之外，也應該自勉成為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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