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無功底，才有涯岸

總士官長制 難斷軍中病根

作者為美籍華裔評論家，網路影視評論「長青論壇」主持人。

巴黎遭恐怖襲擊後，法國總統歐蘭德宣布這是「戰爭」，隨後中東的約旦國王（親西方的）阿卜杜拉也認為，這是一場「世界大戰」。他們不約而同，都看到了恐怖襲擊背後伊斯蘭主義的興起，那種意識形態向西方宣戰的本質問題。

法國及隨後馬利等國家遭到的恐怖襲擊也再次引起人們對一些基本概念的辯論：這是不是一場全球大戰？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與伊斯蘭教是甚麼關係？西方該如何應對？

對於第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場戰爭，我在14年前美國遭到恐怖襲擊的911事件時就寫過題為〈打一場摧毀專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強調必須把反恐當作一場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摧毀納粹那樣的「戰爭」來看待和對待。因為伊斯蘭聖戰者的行為，已是對西方世界開戰，意在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讓世界回到伊斯蘭律法統治的時代。在非洲國家馬利的旅館發生的恐怖襲擊更為明顯，人質如果能背誦《可蘭經》就被釋放，而在伊拉克和敘利亞，ISIS（伊斯蘭國）更是公開砍人頭，甚至把基督徒的頭掛在電線杆上，比中世紀還要殘忍黑暗。

挑戰者（極端伊斯蘭分子）已經採用了最野蠻的戰爭手段來襲擊自由世界，那西方就不僅完全有權利，更應該、必須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來反擊。西方民主陣營占有全球80%的經濟，90%的軍事力量，有絕對足夠的實力打贏這場全球反恐之戰。在這場用牛刀斬螞蟻的實力懸殊面前（跟西方的強大軍力相比，伊斯蘭國連「雞」的份量都夠不上，而是老鼠或螞蟻），只有一個問題：自由世界有沒有邱吉爾、雷根、柴契爾那種能認清邪惡、並敢於採取行動的強勢領袖。

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
但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

第二個問題，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教是怎樣的關係？簡單說，伊斯蘭主義是把伊斯蘭教意識形態化、極端化。兩者不是一回事，但有密切關聯。當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炸毀紐約世貿大廈的19名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這次巴黎大屠殺，在馬利旅館劫持並殺害人質的聖戰分子都是穆斯林，他們都宣稱信奉《可蘭經》。

那怎麼解決這個「糾結」的問題？應該「治標」還是「治本」？

治標，就是用戰爭手段強烈打擊首先使用暴力推行伊斯蘭主義的恐怖分子，像二戰時對德國希特勒、對日本東條英機們那樣，把他們徹底摧毀、根除！對他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烏托邦幻想。跟砍人頭、濫殺平民的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如果認為這是一場戰爭，就應該主動進攻去消滅敵人。只有主動攻擊，踹掉恐怖分子的老巢，才能阻止他們來襲擊西方國家。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強調過，反恐戰爭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戰場的選擇問題；不在中東打，就得在美國和法國等國家本土打，在紐約街頭和巴黎音樂會上打。對極端意識形態者，如果以為你不去招惹他們，他就會饒了你，那紐約世貿大廈、波士頓馬拉松、巴黎音樂廳和馬利旅館的屠殺就是他們的回答。

事實是，一味的防守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那是防不勝防的。巴黎已被稱為「警察國家」，因街頭幾乎五步一哨、十步一崗，手持衝鋒槍的警察嚴密把守，但仍發生了音樂廳和餐館被襲事件。你再嚴密檢查體育館、音樂廳，也無法做到對所有進入旅館、餐館、咖啡廳的人都像對飛機乘客那樣檢查，別說做不到，即使能做到，那我們大家普通、平常的日子還過不過了？更別說恐怖分子還開汽車隨街掃射，你總不能對每輛進入街道的汽車都事先檢查。所以，那是根本無法靠防禦解決的問題，只有靠「進攻」，打掉恐怖分子的中心（頭腦），砍斷它的旗幟，才能樹倒猢猻散。

今天無論法國還是美國，如果西方國家沒有決心派地面部隊鏟除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反恐戰爭就不會獲得真正勝利。僅僅靠飛機「轟炸」不能根本解決問題。ISIS現在占領的區域相當於整個英國面積，二戰時納粹大規模轟炸英國，都不能打贏。如果美國後來不直接地面參戰，僅僅靠轟炸，也同樣不能打敗納粹德國。所以關鍵還是西方領袖有沒有決心，把這場全球反恐作為戰爭來打，首先打敗伊斯蘭國，隨後再像化療追蹤癌細胞那樣消滅漏網的恐怖分子。這場戰爭，別說動用美國的強大軍力，僅憑法國一國之力，也完全可以打敗只有土匪民兵式武裝的伊斯蘭國。

如果西方國家真想解決問題，就應該以北約軍力為核心，組成「全球反恐聯軍」，哪裡出現「伊斯蘭國」或「聖戰武裝」，就到哪裡去把那些野獸鏟除。北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有牛刀卻對斬螞蟻都唯唯諾諾，是持牛刀者的認知和魄力有問題，而絕不是「螞蟻」有多強大。有牛刀而不用，是當今西方領袖的最大問題！今天西方反恐之戰打得這麼窩囊，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邱吉爾那種頭腦清晰、堅毅強勢的領袖！

 民主憲政是根本解決之道

治本，就需要自由世界清楚地認識到：只有致力摧毀全球的專制勢力，結束那些獨裁政權，打破政教合一，才能真正鏟除恐怖主義的溫床。民主政體是遏阻伊斯蘭主義的最好、最根本的手段。

雖然伊斯蘭教跟伊斯蘭主義有密切關聯，但兩者不能等同。戰爭可以解決掉部分恐怖分子，但卻無法解決伊斯蘭教的問題，也不應該用強力對付穆斯林群體。穆斯林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權利，就像馬來西亞前副總理安華（穆斯林）曾說的：絕大多數普通的穆斯林人，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樣，也是重視家庭生活，祈禱和平與安全，平靜地生活。只是那些極端伊斯蘭分子反民主、反西方、反猶，自閉而不寬容，沒有能力跟今天現代社會的其它社區共存。他們用殺害平民的方式謀求政治目的，不僅造成生命的喪失和親人的痛苦，也嚴重傷害了眾多普通的伊斯蘭教信仰者。

但連安華也承認，伊斯蘭教有嚴重問題，「不能總誇讚伊斯蘭文化遺產怎樣輝煌」。因為伊斯蘭聖戰有教義資源，《可蘭經》上明白地寫著，「要用戰鬥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蘭的人，都變成穆斯林」（伊斯蘭信奉者被稱為穆斯林）。伊斯蘭教有暴力的成分，所以這個宗教需要改革，就像基督教不僅有了放棄暴力而強調愛與仁慈的《新約》，還經過了馬丁‧路德等領導的改革，才不再有高舉宗教正義旗幟的十字軍東征（武力征服）。伊斯蘭教明顯而迫切地需要這樣的變革。

但這個變革不是西方等外部世界通過強力迫使可以完成的，而應由伊斯蘭內部（路德們）自己改革。要促使這個改革的發生和完成，關鍵是要鏟除伊斯蘭世界的專制政權，使伊斯蘭溫和派聲音不受限制和恐懼地發出來，最後成為主流。
明擺著，如果伊斯蘭世界走向民主，其憲政體制就會自然制約和遏阻極端伊斯蘭勢力，因為如按伊斯蘭律法行事，觸犯了世俗法律，那就會遭到民主體制下的法治制裁，由此就把伊斯蘭限制在宗教範圍，不能超越憲政體制的司法，更無法輸出暴力和恐怖襲擊。

這一效果在民選的穆斯林國家得到清晰的證實，例如在土耳其（人口99%是穆斯林），兩億人口的印尼（穆斯林占90%），更不要說有一億二千萬穆斯林的全球最大民主國家印度，他們的民選制度都自然地制約了極端伊斯蘭勢力。土耳其、印尼、印度等都沒有輸出恐怖主義，更不是極端伊斯蘭分子的老窩。所以長遠目標，應是在全球鏟除專制，傳播自由價值，推行憲政民主制度，才是制約並摧毀聖戰分子的根本之道。只有治標和治本雙管齊下，才可能真正解決伊斯蘭主義和恐怖主義問題。

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409234

清寒碩士女 搬磚扛家計

【本報台北訊】台北教育大學二十六歲碩士生曹恬珺家境清寒，為了扛家計，曾經在街頭賣花生、到工地扛磚頭，或撿資源回收。她的目標是成為公立幼兒園教師，相信自己會有個「逆轉勝」的人生。

家扶基金會昨天舉辦「助他就學讓他發光」記者會，為弱勢孩童招募助學人，曹恬珺及其他四位曾受家扶協助的自立青年到場。曹恬珺分享從小到大各種打工經驗，不嫌辛苦，還充滿感謝，惹哭不少台下觀眾。

曹恬珺的爸爸、姐姐是中度身心障礙者，媽媽做車縫女工，每月只賺約兩千元。曹恬珺從小幫忙撿資源回收，為了多賺點錢，還到工地搬磚頭，多次刮傷手腳，從不覺得辛苦，「工地薪酬高，他們知道我家情況，每有缺工，還會特別找我呢！」

曹恬珺撿資源回收滿腹心得，她說，一把舊電扇可以賣二十元，但若拆開，把馬達分開賣就可以賣到二十五元，「只要撿到兩台舊電扇，（機車）就足以加一次油」。高峰期每個月撿資源回收可賺一千到二千元，還曾在過年期間賺到五千多元，為家人加菜。

曹恬珺今年曾入圍總統教育獎，先前也獲不少孝悌獎，貼心的她把母親的辛勞付出都看在眼裡。除了打工，她也努力念書領獎學金，減輕家裡負擔。

曹恬珺說，國中上課時常全班只有她舉手發問，久而久之不好意思再發問，但社工老師告訴她「讀書是脫貧的管道」，讓她定下從事教育工作的目標。曹恬珺感謝家扶助學人的幫助，她相信可以為人生打出一場「逆轉勝」。

曹恬珺曾打工搬磚。圖／鄭清元、資料照片

http://www.mod.gov.cn/big5/hist/2009-07/20/content_4005812.htm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人，東漢名將。安帝時，始為朝歌(今河南湯陰西南)長，後任武都太守。順帝時，官至尚書僕射。

　　虞詡祖父虞經，長期擔任郡縣獄吏，執法斷案，公正平允，且心存寬恕。每到冬月上報案卷，他往往哭泣流淚。他曾對人說︰“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後漢書•虞詡列傳》)？于是便讓虞詡以“升卿”為字。

　　虞詡十二歲便能通習尚書。他早年喪父，孝養祖母。縣里推薦他為順孫。陳國國相見到他後，也認為他是難得的人才，想任他為官。虞詡推辭說︰“祖母九十，非詡不養”(《後漢書•虞詡列傳》)，國相這才作罷。後虞詡祖母去世，虞詡服孝期滿，被征召到太尉李府中任郎中。

　　漢安帝永初四年(110年)，羌人起兵，攻掠並涼，大將軍鄧騭認為軍費太多，無法兼顧，想丟棄涼州，集中力量保守北邊。于是便召集公卿商議。鄧騭說︰“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後漢書•虞詡列傳》)。與會的人也同意他的看法。

　　虞詡聞後，對李說︰“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字，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御。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李認為他言之有理，說︰“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

　　虞詡說︰“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闢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後漢書•虞詡列傳》)。

　　李依議，召集四府會商後，布置安排，任命西州豪強為掾吏，任命長吏子弟為郎，以示安撫。

　　但虞詡的這一建議卻得罪了鄧騭兄弟，鄧騭兄弟想要中傷虞詡。正好朝歌(今淇縣)寧戚等數千人殺死官長，屯聚連年，州郡無法平定。于是，鄧騭兄弟便推薦奏準虞詡任朝歌長。虞詡故舊紛紛趕來慰問，他們都說︰“得朝歌何衰！”虞詡笑著回答︰“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後漢書•虞詡列傳》)？

　　虞詡一到任，就去拜謁河內太守馬稜。馬稜同情他︰“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虞詡回答“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吊勉。以詡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古代國家糧倉之一，在今河南鄭州北廣武山)，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劫庫兵，守城--，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新盛，難與爭鋒。兵不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後漢書•虞詡列傳》)。

　　等上任之後，虞詡便設立三個等級招募壯士︰能夠征戰劫奪的為第一等，干過傷人偷竊行為的為第二等，游手好閑、不事家業的為第三等。他命令手—下吏員舉薦這樣的人，不得隱匿。才幾天，就招了百余人。虞詡設宴招待他們，宣布赦免他們過去的罪過，派他們混入叛亂者的隊伍中，蠱惑引誘叛亂者來搶掠劫奪，而虞詡則預先設下埋伏等待擊殺，利用這種辦法，殺死了幾百名叛亂者。

　　虞詡還派會縫紉的貧苦百姓去叛亂者隊伍中做佣工，在給他們縫制衣服時，悄悄在衣襟上縫上彩線作暗記，這樣一來，叛亂者一進入街市，差役們就可以根據暗記逮捕他們。叛亂者不明底里，以為虞詡有神明相助，紛紛敗散，朝歌縣境清平。虞詡也改任懷縣令。

　　東漢元初二年(115年)，西羌攻武都(治所在今甘肅成縣西)。這時正是鄧太後臨朝，代十三歲的漢安帝處理國家大事。眼看羌族軍隊要攻陷武都，而且仍有南下之勢，鄧太後聞虞詡有將略，令其為武都太守。並在嘉德殿接見了他，給予很厚的賞賜。

　　虞詡率三千兵馬往武都。羌軍早就知道虞詡很厲害，听說漢朝派他前來征討，感到很緊張，羌人首領便率領幾千人馬，在陳倉(今陝西省寶雞東)道上崤山山谷(大散關)憑險設防，想在這里堵住虞詡軍隊的進攻。虞詡立即命令隨行人馬停止前進，並且宣稱已上奏朝廷請兵增援，要等援軍到來再一起進發。羌人聞知這一消息，為其所惑，就分頭到鄰近的縣城去搶掠。留在崤谷的少數羌軍，也覺得虞詡一時不會進攻，放松了警惕。虞詡趁機日夜兼行，日夜兼行百余里。並且命令將士們每人挖兩個灶坑。以後每人每天再增挖兩個。羌人見灶坑天天增加，以為漢軍有了援軍，便不敢逼近他們。

　　有人不解其意，問虞詡︰“孫臏減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虞詡回答︰“虜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有不同故也”(《後漢書•虞詡列傳》)。周圍入听了虞詡這番話，連連點頭稱是，佩服虞詡用兵有方。

　　虞詡到武都郡，兵不滿三千，被羌眾數萬圍于赤亭(今甘肅成縣西南)數十日。虞詡命令將士頑強固守，一直堅持了十天，打退了羌軍的多次進攻，大大挫傷了羌軍的銳氣。

　　到了第十天，羌軍又開始進攻了。虞詡站在城牆上晾望，發現羌軍士兵畏縮不前，好像是怕被虞軍的強弓利箭射著。于是虞詡命令將士不要發射強弩，只用小弩射擊。羌人見漢軍箭力很弱，射不到自己，以為沒有危險，便集中兵力加緊攻城。當羌兵沖到城下時，虞詡命令二十副強弩同時射一個羌人，發無不中。羌人大震，連忙退卻。虞詡見敵退兵，縱兵追擊，多所殺傷。

　　此仗，羌軍雖然敗北，死飭不少人馬，但發現虞軍反攻時只出動兩千多人，故以為虞詡兵力不多，準備再次進攻赤亭。

　　虞詡總結上次戰斗的情況，也感到暴露了實力，估計羌軍可能會再來進攻。為了迷惑羌軍，他決定再次給羌軍一種假象，造成敵人的錯覺。次日，在羌軍敗退回營後，虞詡讓所有的官兵排長隊，耀武揚威地從東邊城門出去，轉一圈，再從北邊城門進城。進城後更換衣服，又從這個城門出發，那個城門進來，並不斷更換衣服以迷惑羌人。每天都這樣反復出入多次。羌人見漢軍服飾不同，源源不絕地出入城門，猜不透有多少人馬，愈發驚懼，軍心動搖。虞詡估計羌人要退兵，就在敵人撤退的必經道上，以500余人設伏于城外河流淺水處。羌人果然逃走，漢軍伏兵突起，截擊掩殺，大獲全勝。羌人潰敗，逃竄到益州去了。虞詡察看地形，構建營壘180多所，把流亡到外地的民眾招回，救助貧民。武都郡逐漸安定下來。

　　虞詡到武都郡之前，該地運輸道路艱險，舟車不通，用驢負馬馱，租賃人畜的費用五倍于所運物資。鑒于此種情況，虞詡親自帶領將士視察武都山谷河流，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砍伐樹木，鑿燒石頭，開通了一條從沮水到下辯幾十里長的船路。然後，用原來租賃人畜的錢雇佣船運人員。于是，水運通達便利，一年省費用四千多萬。

　　虞詡剛到武都郡時，郡中才滿一萬戶。但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安集荒余、招還潰散的措施，不到二三年時間，就猛增到四萬多戶。一時武都郡鹽米豐賤，十倍于前。後來，因為虞詡犯了小過失，被免了職。

　　漢順帝永建元年(126年)，虞詡接替陳禪任司隸校尉。司隸校尉位高權重，職責之一是督察百官。虞詡上任幾個月，連續奏免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人，百官悚動，紛紛側目，認為他過于苛刻。三公上表，劾奏虞詡盛夏時節，不順天地長物之性，拘捕關押大量無辜之人，為害官吏百姓。虞詡上表白辯，他說︰“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餃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後漢書•虞詡列傳》)。順帝知他忠貞，沒有加罪于他，為這件事，後來又免去了司空陶敦的職務。

　　時中常侍張防弄權玩法，經常受人請托，收受賄賂，而屢--不報。虞詡查辦其案件，但屢次上書，都被上司押下，不予批復。虞詡不勝憤怒，命人把自己捆起來，自投廷尉獄中。並且上書說︰“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系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後漢書•虞詡列傳》)。虞詡表章奏上後，張防在皇帝面前流著眼淚解釋訴說，虞詡因此被免官為徒，輸作左校。

　　張防不肯罷休，要加害虞詡，二天之內，派人連審虞詡四次，必欲將他害死而後快。獄吏勸虞詡自殺，以免凌虐。虞詡不肯，他說︰“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後漢書•虞詡列傳》)。

　　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是宦官，當年順帝為太子時，被廢掉，是他們二人扶立為君的。如今，二人知虞詡忠誠獲罪，便相繼上奏，面見皇帝，孫程說︰“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佔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後漢書•虞詡列傳》)。當時，張防正站在皇帝身後，孫程厲聲叱責︰“奸臣張防，何不下殿!”張防不得已，趨走東廂，孫程又說︰“陛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後漢書•虞詡列傳》)。

　　順帝征詢尚書對此事的看法。尚書賈朗一向和張防友善，力證虞詡有罪。順帝猶豫不決，對孫程說︰“且出，吾方思之”(《後漢書•虞詡列傳》)。虞詡的兒子虞和門生一百多人，在路上攔住幡侯中常侍高梵的車子，叩頭流血，訴陳冤情。高梵入朝奏明，于是，張防被流放邊塞，賈朗等六個人有的死了，有的被貶黜。當天，赦免虞詡出獄。孫程又上書陳說虞詡有大功于國，語甚切激。順帝感悟，便任命他為議郎。數日後，升任尚書僕射。

　　當時郡縣長吏和二千石官員允許犯罪的百姓交錢贖罪，號為“義錢”。名義上是替窮人儲備，實際上郡守縣令等是用這方法來聚斂民財，以飽私囊。虞詡上書說︰“托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後漢書•虞詡列傳》)。皇帝把虞詡的奏章下達州郡，並為詔切責長吏。謫罰輸贖的措施從此廢止。

　　起初寧陽主薄到朝廷，控訴縣令枉法。可六七年過去了，朝廷始終未予理睬。主薄憤而上書︰“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順帝見此奏章，大怒，拿給尚書看。尚書彈劾主薄，說他大逆不道。虞詡駁斥說︰“帝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之人，不足多誅。”(《後漢書•虞詡列傳》)。順帝听了虞詡的話，只是責打了主薄，未加深責。

　　虞詡趁此機會，對尚書說︰“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發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听到的人，都感到慚愧。虞詡又上書說︰“台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後漢書•虞詡列傳》)。此外，虞詡還有一些別的奏章建議，常常被采納。

　　虞詡喜歡舉劾官吏，譏刺朝政，一點都不回護寬容，屢次忤怒權要貴戚。因此，他一生九次被譴責審治，三次遭到刑罰，然而剛正之性，至老不屈。

　　永和初年，虞詡升任尚書令。後因公事離職。朝廷知他忠直骨鯁，再次召任，可不巧他去世了。臨終，他對兒子虞恭說︰“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後漢書•虞詡列傳》)。虞恭也有俊才，後官至上黨太守。

適合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 

適合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   文/ 劉志祥

心情若好都舒服，

心情若差心須扶；

春夏秋冬四節季，

適合自己便幸福。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卻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麼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亂了。有一句台語說：「心情若好，食物〈mih東西〉就補，心情若歹，食物就落屎。」我們常常不是輸給了別人，而是壞心情貶低了我們的形象，降低了我們的能力，擾亂了我們的思維，從而輸給了自己。

  控制好心情，生活才會處處祥和。好心態塑造好心情，好心情塑造最出色的你。

摔跤了，不要哭，再爬起來，站直一笑，拍拍塵灰，繼續奔跑。正視人生的每一個挫折，適應人生的每一回起伏，吸取人生的每一場失敗，利用人生的每一個坎坷。努力給自己一個最美好的心情，平衡住自己的氣息，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不急於成功之事，就算摔了，再大的跤，也一樣能成為明天的更好。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希望得到別人的好。一開始，感激不盡。可是久了，便是習慣了。習慣了一個人對你的好，便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有一天不對你好了，你便覺得怨懟。其實，不是別人不好了，而是我們的要求變多了。習慣了得到，便忘記了感恩。人生總是在失落中思索、遙望。如果人生沒有了憂悲苦惱，沒有悲歡離合，那麼人生就是一場空白，一場慘淡。花季的爛漫，雨季的憂傷，隨著年輪漸漸淡忘，沉澱於心的，一半是對美好的追求，一半是對殘缺的接納。曾經看不慣，受不了的，如今不過淡然一笑。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

  人生就是從煩惱走過，去尋找人生的智慧，揭示人生的真諦。沒有缺點的人生，只是一個童話，把自己抬得過高，別人未必仰視你；把自己擺得過低，別人未必尊重你；沒有人是完美的，無須遮掩自己的缺失。做人要能抬頭，更要能低頭。

一仰一俯之間，不僅是一個姿勢，更是一種態度、一種品質。與其埋怨世界，不如改變自己，管好自己的心，做好自己的事，比什麼都強。

  人生無完美，曲折亦風景。別把失去看得過重，放棄是另一種擁有；不要經常艷羨他人，人做到了，心悟到了，相信屬於你的風景就在下一個拐彎處。能耐得住寂寞的人，肯定是有思想的人；能忍受孤獨的人，肯定是有理想的人；遇事能屈能伸的人，肯定是有胸懷的人；處事從容不迫的人，肯定是個淡定的人；經常微笑的人，肯定是有頭腦的人；看透天下事的人，肯定是個有智慧的人。

   一個人，先得受傷才能明了，先得跌倒才開始成長，生活有時令人沮喪的，我們總是在意別人的言論，我們總是爭強好勝，其實那只是自己虛榮心太強。

其實，人生就那麼簡單，多點快樂，少點煩惱，累了就睡覺，醒了就微笑，閒了就發Lune，做一個最單純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

 很多時候我們的無所謂，只為了隱藏心裡那一點在乎感。別因為寂寞而錯愛，別因為錯愛而寂寞一生。好久沒有聯絡，那並不是距離遠好久都是沒有消息，並不是關心沒了。從成為朋友那刻起你就不曾遠離，就注定紮根在我心裡。其實朋友也就是這樣的，我們無需想起，因為從都未忘記。

  不要悔，路是自己選擇的，走過的，錯過的，都是自己的情願。很多事，不是我想，就能做到的。喜怒哀樂，牽著年輪的手，永無停止的前行，是健康，是平穩，把這幾種原生態最本質的東西，擰成了一股繩，拴住了心臟當做紙鳶放飛，

一躍升空，看見了天空的藍，看見了大地的綠。太陽不會因你的失意，明天不再升起；月亮不會因你的抱怨，今晚不再降落。蒙住自己的眼睛，不等於世界就漆黑一團；蒙住別人的眼睛，不等於光明就屬於自己。只有不快的斧，沒有劈不開的柴；只有想不到的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想幹總會有辦法，不想幹總會有理由。

生活是開水，不論冷熱，只要適合的溫度，生活是口味，不論酸甜苦辣，只要適合的口感，就是最好​​。生活是旋律，不論快慢，只要適合的聽覺，就是最好​​。

生活是季節，不論春夏秋冬，只要適合的心情，就是最好​​的。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一種生存。不甘寂寞也好，甘於寂寞也罷，生活，只要適合自己，就是幸福。

一人一路一輩子

一人一路一輩子    文/ 劉志祥

人別活得太過煩，

做平常事也不凡；

坐看雲起又雲落，

珍惜生命心靠岸。

   人活著，別活得太煩，做平常事，做平凡人，坐看雲起雲落，花開花謝，就能獲得一份雲水悠悠的好心情。每天忙碌地活著，忙碌是一種心情，忙碌也是一種無法抗拒的使命；人來到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我們一切的過程，都是讓自身完美的過程。

   人生在世也就短短百十年，又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身體累可以休息恢復，但讓心累，可是很難恢復的。人的一生，窮也好，富也好；浪漫也罷，風騷也罷；再怎麼過也是一生，到頭來，都會化為青煙一縷，黃土一堆。

  人這一生，我們誰也逃不了：「恐，驚，憂，思，愁，苦，悲，傷，喜，怒，樂」免不了生老病死。生命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最大禮物，好好珍惜你的生命，珍惜你自己的健康，珍惜親情、友情、愛情。

  「一輩子，一場夢」當人老了之後，回首前塵，像是做了一場夢，看了一場電影般的快速，時光飛逝、凡事不用太過計較，到最後都是一場空。

「一花草，一世界。」周遭的事務，不一定要著重在大事件。觀察生命週期短的花花草草，不正如我們人類的一生所要經歷的嗎？

   試著換個生活吧！累了，請將心靠岸；錯了，別想到後悔；苦了，才懂得滿足；傷了，才明白堅強。

感謝出外人贈詩回應分享：

人要活簡單
凡事宜看淡
麻煩少纏身
痛苦減大半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68c2688-808d-4f0d-ab90-49f2c4cdc77a

【專文】​勉勵成功大學歷史系的學弟妹

蔡百銓  2015-05-18 12:02

我是成功大學歷史系第四屆系友，1976年畢業迄今將近四十年。5月20日有幸獲得歷史系系友會邀請，返校在其「職涯講座」演講。我先報告自己的「職業生涯」，然後對同學提出一些建議，勉勵同學當個知識份子。

我如果真有「職業生涯」的話，那麼我的「職業」就是實踐我對於國家社會的使命感；我的「生涯」坎坷不平，但是永遠持續往前邁進。我的使命感原本平均分佈在政治與學術上，後來完全集中在學術上，頂多偶爾發表幾篇政論。

一.我的職業生涯報告

如果有人問同學：「當台灣處於最黑暗的戒嚴時期，歷史系學長有沒有人奮不顧身投入民主運動？」你們可以很驕傲回答：「有，那就是蔡百銓！」我符合孟子所稱「大丈夫」的三個要件。他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窮（原文為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

我畢業後，1977年就讀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同時投入黨外運動，挑戰戒嚴體制。調查局幹員到學校找我，教育部下令把我開除學籍。威武不能屈，這段短暫經歷大為提升我的生命層次，使我成為民主鬥士（democratic fighter），與曼德拉同樣身份，令我深感自豪。如非我們打破戒嚴，今天同學可能享有言論自由嗎？可能談論本土關懷、成立台灣文學系所嗎？

1982年我退伍時，只要寫一封自白書（悔過書），透過老師轉交王昇將軍，我就可以到台大歷史系任教、到外交部任職。兩份專職工作、兩份薪水。但是富貴不能淫，我不寫。

很不幸，公元2000年政權移轉，我卻遭到民進黨某派系流氓頭目鬥爭。[1] 我把整個青春歲月奉獻給黨外/民進黨，這種鬥爭等於把我長期累積的資產全部砸毀。我只好重建自己的生命，逐漸集中心力於學術研究上。翻譯與寫書整體衡量乃是虧本工作，但是我甘之如飴，貧窮不能移。

翻譯與著作

胡適曾說：「與其在課堂上誤人子弟，不如翻譯一本世界名著貢獻大」。在學術研究方面，我翻譯一大堆學術著作，大大小小總共四十多本出版，開闢或增強國內忽視的一些研究領域，例如非洲史與中東史、太平洋史等，拉丁美洲史教科書則因故而不克出版。甚麼地方空白，我就前往那個地方耕耘。我習慣修潤授課講義，擴大成書出版。

所羅門王曾經說過一句話，於吾心頗有戚戚焉。他說：「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舊約聖經傳道書12:12）而最令我感到安慰的，莫過於常在不同場合，受到陌生讀者讚美。曾有一位年輕講師更對我說：「蔡老師，我是閱讀你翻譯的書長大的。」

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11:35）。我曾在國外購買一大堆英文書籍，卻沒有機會開授相關科目好好善加利用。就在四月間，我把這些書籍與其他資料614冊/件，捐給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我放棄不切實際的授課幻想，清心寡慾，反而活得更為洽意。

二.驅策力：學術好奇心、外交使命感

研究學問必須同時兼具兩個要素：好奇心、使命感。具有好奇心，才會激發一窺究竟的念頭；懷有使命感，才能持之以恆。

學術好奇心

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的歷史文化。學校未開授相關科目，反而令我深感好奇。一般世界史教科書大都基於歐洲中心史觀（Euro-centrism），把第三世界當作等待歐洲列強征服的落後對象。但是我高中時有幸拜讀威爾斯（H. G. Wells）《世界史綱》（Outline of World History）。該書平等重視世界各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把第三世界文化與歐洲文化一視同仁。這埋下我日後研究第三世界的伏筆。

外交使命感

使命感來自我對於台灣外交困境的沮喪。1967年高一時我就曾以自選題目，參加救國團徵文比賽第二名。當時許多非洲國家陸續與我國斷交，我撰文抨擊我國敵來我走外交政策。退伍後，我靠著翻譯學術著作，研究世界各地區與國家，希望來日得有機會與各國逐一恢復邦交。埋首翻譯與研究二十年上下，日以繼夜，累壞身體。驀然回首，才警覺我國想要突破外交圍堵實非易事，但是我畢竟留下一些翻譯的學術書籍。

高中時代是我思想狂飆期。除了關懷外交與閱讀威爾斯《世界史綱》而對全球歷史產生興趣之外，我也同時關懷憲法與教育。[2]高中時代關懷的這些領域，影響我直到如今。

我的生命平凡無奇，但是如前所述，卻符合孟子「大丈夫」三個要件。如今我仍然埋首寫書，安貧樂道。孟子說「貧賤不能移」，但是貧窮不是貧賤。在台灣人追求福祿壽的人生觀裡，貧就是賤。但是我追求理想而不追求名利，十分高貴而絕非低賤。耶穌卅三歲死在十字架上，從台灣福祿壽人生觀衡量，貧賤短命凶死。但是根據美國皮屋研究中心估計，2010年全球有31％人口是基督徒。[3]     

三. 台灣學、全球學

台灣人對於外國歷史文化，特別是第三世界，似乎沒有多大研究興趣。早在1921年蔣渭水發表《臨床講義》，就已診斷台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腦兒」。他未解釋這種描述意為何指。推敲其意，應該兼具兩層意涵：台灣對於世界文化沒啥貢獻，也沒啥研究。將近一百年後，台灣似乎仍然如此。

去年八月王振寰教授感嘆「我們對於不同歷史和文明的漠視，造成了短視近利，缺乏寬廣和長遠的視野。表現在現今的危機就是，我們的教育對西洋文化之外的其他地區的文明，缺乏相關的人才培育規畫。」其實我們對於西方文化又研究出甚麼名堂？

我想起四十年前就讀成大歷史系時，曾經請教系主任，為甚麼系裡沒開授非洲史與中東史、拉丁美洲史、印度史、太平洋史等科目？如今在國內各大學歷史系，這個問題仍然普遍存在。2008年中部某大學歷史系招募非洲史與中東史、拉丁美洲史老師，但是條件必須擁有博士學位，至今仍然等沒人。請問為甚麼一定要博士學位？

更可悲的是，正當國際社會邁入「全球化」不歸路時，台灣人卻自艾自憐而陷入「本土化」泥沼。本土化與全球化宛如鳥之雙翼，不可偏廢。雙翼齊振，才能鵬程萬里。但是台灣卻忽視全球化。日前鄭正煜（教育台灣化聯盟社社長）病逝，蔡英文承諾推動「教育台灣化、台灣學教育」。但是誰來推動「教育全球化、全球學教育」？片面強調本土化，台灣恐將淪於村落化（parochialization），與全球化趨勢背道而馳。[4]

台灣不研究全球，如何走入國際社會？比如說，台灣不好好研究伊斯蘭文化，如何擴大穆斯林市場與商機？何況台灣研究必須配合全球研究，否則必將陷入瓶頸。舉例說明。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統治北台灣，他們來自菲律賓，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又來自哪裡？如果不配合拉丁美洲史研究，這個問題找不到答案。研究台灣史豈可劃地自限、孤芳自賞？相對的，研究拉丁美洲史者如果心中沒有台灣史，也不會警覺這個插曲。

研究歷史應有宏觀視野，否則容易出差錯。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杜正勝主動寫信向我推銷同心圓史觀（台灣史、亞洲史、世界史）。我回函建議以中國史取代亞洲史，因為西亞史與南亞史、東南亞史、東亞史各自發展，合為一冊亞洲史並無意義。

杜正勝接受我的意見，卻說是中部某大學周教授提議的。接著他把中國史縮短為中國古代史，只想寫到元朝末年。我在蘋果日報發表「中國史不可以腰斬」，指出唐山過台灣始於明朝，中國史豈可寫到元朝末年而不談這段渡海故事。他總算從善如流。[5]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唯有擴大國際視野與胸襟，才可能成為海洋國家。海洋國家特色是海納百川、故成其大，冒險犯難、積極進取，以四海為家。海島國家特色是孤芳自賞、自艾自憐，自我催眠、自得其樂，追求小確幸。

四.為甚麼研究歷史？

就讀歷史系可以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有助於就業。但是大學旨在研究理論，不是職業訓練所。除了就業之外，應該還有更高的精神層次。為甚麼要讀歷史？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境界層次太高，但是既然來到歷史系，總要好好提升自己。

國內大學成立歷史系目的何在？成大歷史系網站說明：學士班教學除了歷史研究之外，還要「培養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強調在地關懷，因為過去的教育確實是去台灣化。「在地關懷」或可擴大為「在地及全球關懷」。我們不但要關懷本土，也應該擴大胸襟，關懷全球與全人類。何況既然追求「全球視野」，就應該「全球關懷」。

國內大學成立文學院目的何在？成大文學院網站只說明設有幾個系所與研究中心，看不到成立文學院的宗旨。再問成功大學的創校宗旨是甚麼？成功大學的精神是甚麼？我只知道成大校訓是「窮理致知」。成大前身是工學院，「窮理致知」適合作為理工學院校訓，人文學院應有不盡相同的境界。《大學》標榜的意境可供我們參考：「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顛撲不破的崇高理想。

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

研究學問必須同時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否則任何學問必然都是沒有生氣的。舉例言之。我研究法國史，法國史干台灣何事？但是我平時關心台灣政治，從法國史獲得一些。例如我翻譯《變調的馬賽曲》，體認法國大革命太激烈反而帶來反效果。我翻譯《法國史》，從法國五次共和制憲經驗得到靈感，提出台灣制定第二共和憲法的主張。我了解戴高樂制定第五共和憲法的歷史背景，因而反對雙首長制憲法。[6] 如果我不關心國內政治，研究外國史絕對不會從外國經驗獲得歷史教訓。

做學問必須具有批判性，才能帶動社會進步。1988年英國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指出：教育應該鼓勵學子「質疑與檢驗普遍沿襲的智慧，提出不受歡迎的見解，或者顛覆既有理論的革命性想法。」在台灣，這卻是禁忌。我正在整理《廟簷下的沉思：台灣民俗宗教的傳承與前瞻》，此書就具有溫和批判性與前瞻性。

此外，外國歷史研究必須本土化，提出台灣觀點，才能增富人類歷史研究。如果一昧橫向移植、食洋不化，台灣學術必然淪為外國殖民地。我翻譯《大洋洲史》與《太平洋文化史》引入外國觀點，拙著《南島民族與國家：台灣篇‧太平洋篇》就從台灣角度出發。我正在整理《亞伯拉罕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針對台灣缺乏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學生撰寫。台灣基督徒不到總人口5％。

五.給歷史系同學一些建議

1. 加強通識教育

教育部規定通識教育只要八個學分，同學可以多選些通識科目充實自己。美國有的大學前兩年不分系，只讀通識科目。有的大學大一就分系，但是在120個畢業學分中，78個學分要求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把基礎知識底盤擴大。胡適說：「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金字塔地基博大，才能高聳入雲。

為了避免研究古代歷史而食古不化，歷史系學生應該多選修現代社會學科，接受現代思潮洗禮，例如政治學與社會學、經濟學、人權研究等，以彌補人文學科的局限。例如有人就以環境惡化解釋古文明消失的原因，而我研究人權就從人權角度批判民俗宗教。我也建議同學選修一些藝術與美學方面的科目，提高自己藝術品味，豐富自己的生活。例如選修歌劇或芭蕾舞賞析，可能一輩子都會是業餘愛好者。

知識領域狹隘，絕對不可能成為大師。而大師渾然天成，外人無從培養起，同學必須自我期許、自我鞭策。今天台灣的大學擁有很多大樓與博士，就是缺乏大師。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謂也。」

2. 一定要選修哲學概論（或理則學）

有些台灣人缺乏思考方法訓練，大腦一團漿糊。思路清晰，才可能探討問題。[7]

3. 參加校內社團或校外非政府組織

關心國際現勢與國內政治與社會議題，同時要有自己的判斷力。除非具有特殊因緣與從政興趣，最好不要加入政黨，不要浪費生命陪政客玩。可以參加學校社團或是校外從事專業議題的非官方組織，例如爭取婦女權利、從事環境保護的團體。可以參加基督教英文查經班；如有興趣，不妨到台南神學院或佛學院選修一門課。

4. 自勉成為知識份子

在學校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任職，只能算是個學者（scholar, academician）。進一步關懷國家社會與全人類，才有資格稱為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基本知識與獨立人格、開放心靈，對於國家社會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士。同學除了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之外，也應該自勉成為知識份子。